反垄断正成为大政府的“有求必应屋”

PigSay 2021-12-07 阅读:257

就像过去吹得天花乱坠的蛇油一样,现在的反垄断法被作为治疗顽症的良药正在流行起来。

想提高工人工资?很幸运,有一场“利用反垄断法来解决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力量造成的工资抑制和不平等问题”的运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呢?反垄断。收入不平等?你猜对了,还是反垄断。事实上,现在有一种新的“愤青式反垄断”学派,提倡更广泛地使用反垄断法,以便“迫使公司提供文件,说明合并或收购可能如何影响工资、工资增长,甚至政治权力。” 

有人说过“政治权力”吗?如果你是一个保守派,因大科技公司的社交媒体对你最喜欢的政治领导人不够友好而感到不满,你该怎么办?没错:反垄断法能帮你。

拜登总统已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推动将反垄断法广泛应用于“劳动力市场、农业市场、互联网平台行业、医疗保健市场(包括保险、医院和处方药市场),以及维修市场”。 

为什么左派和右派都突然对反垄断产生了狂热,为了各种不同的目标和动机而援引它? 

有求必应屋

正如CFJ的阿什利·贝克(Ashley Baker)所言,反垄断法的这种大量使用,不受单一目标或客观标准的束缚,其目的实际上是“将竞争政策武器化,以对经济的大型部门进行重新排序”。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反垄断法被视为一种万能工具,赋予政客和监管者以任何理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力。 这几乎是“愤青式反垄断者”的公开目标了,他们正寻求推翻法官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在40年前倡导的“消费者福利”标准——在该标准中,监管机构必须展示对消费者造成的可衡量损害的经济证据(通常以更高的价格形式出现),由此设立反垄断案件。 

相比之下,“愤青式反垄断者”希望反垄断法被用于多种目标:从收入不平等、工资和消费者隐私到政治影响——因为政客们认为除了他们之外没有人应该有这样的影响,就是单纯的大,纯粹以规模为由针对公司,而不考虑对消费者的影响。 

如果你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有了一定年龄的孩子),你可能还记得在《哈利·波特》系列丛书中,我们的英雄们发现了一间叫做有求必应屋的魔法房间。这是一个可以成为其使用者所需要的任何空间——卫生间、体育馆、宿舍、藏匿违禁品的地方,等等。 

反垄断政策正在成为“大政府的有求必应屋”:一个可以变成任何需要的法律体系,以满足政客重组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愿望。  

无效的模糊性

问题的根源在于反垄断法的基本主观性,这从一开始就很明显。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反垄断法是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禁止“限制贸易”。这是什么意思?谁知道呢?几代人以来,法规中的这种模糊性构成了对法官的权力授予,他们可以在任何特定案件中决定什么是或不是“贸易限制”。这种模糊性最终导致了臭名昭著且无法解决的反垄断三难问题:成功地收取比竞争对手更高的价格,这就证明了垄断的力量;如果收费较少,就是“掠夺性”竞争,旨在使竞争对手破产;如果收费相同,就是串谋。 

在现实中,唯一能限制贸易和建立垄断的是政府的强制力。例如,在信件投递方面与美国邮政服务竞争是非法的,无论它有多么值得竞争。在政府长达70年的广泛合作下,另一家长期存在的庞大通信垄断企业AT&T也得以建立和维持。然而,反垄断者普遍认为,私营企业的普通竞争策略才是竞争的真正威胁。 

现在再来看看《谢尔曼法案》的另一条主要条款,该条款规定,“企图垄断各州之间的任何贸易或商业活动”都是非法的。任何部分吗?这就导致了反垄断法在实践中长期以来的主要游戏,即界定公司“相关市场”的斗争,前提是如果你足够狭义地界定国家商业的“任何部分”,那么任何公司都可以合理地说垄断了它。 

例如,尽管Facebook面临着来自多个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竞争——更不用说所有其他可能浪费人们时间的方式——但它是否仍是垄断企业?还是说它的相关市场只有其他和Facebook一模一样的社交媒体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不具有垄断性?这些决定的主观性不仅仅是赋予法院权力,这也是赋予检察官的权力。法律的模糊性使他们能出于任意的、往往是政治的原因,决定起诉谁,放过谁。 

因此,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急于对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就在2020年大选之前,试图向特朗普的支持者表明他正在与大型科技公司较量。在此之前,他的政府曾试图阻止时代华纳的交易,但没有成功。据称是为了惩罚CNN不友好报道的母公司,但这是一个早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就存在的问题。“根据白宫办公室的通话和讨论记录,约翰逊总统威胁要阻止一项涉及休斯顿一家主要银行的合并,除非这家银行的负责人帮助获得休斯顿主要报纸对约翰逊1964年竞选的支持。” 

最近,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新任主席莉娜•汗(Lina Kha)一份全面备忘录扩大了这种专断权力的范围,她宣称该机构将专注于“预测问题”和“检查会导致市场力量加剧的反竞争行为,或在不公平操作被广泛实施前就采取针对措施”。换句话说,她认为对公司的监管不是基于公司行为的实际结果,而是基于FTC对公司行为可能导致结果的推测。正如佛罗里达大学的马克·贾米森(MarkJamison)指出的那样,这种先发制人的事前监管意味着一种指令性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要事先获得FTC的批准。  

威权经济 

这不仅仅是对经济的威胁。滥用模糊的法规所授予的无限制权力是对法治的威胁。最近有很多关于比较右翼威权主义和左翼威权主义的相对威胁的讨论,而反垄断的扩张兼具了这两者。 

请注意,所有关于利用反垄断法来控制企业“政治权力”的言论,以Facebook为例,这种赤裸裸的政治动机显而易见。尽管政治辩论的每一方对这种动机都有不同的看法:左派希望社交媒体公司在将右派人士的政治言论更广泛地列入黑名单,右派希望迫使社交媒体播放他们最喜欢的阴谋论。无论是哪种情况,Facebook真正的过错在于,它是政客们想要控制的政治讨论渠道。 

在这种背景下,反垄断法就像授予执政者专断的权力一样,它是在左派关于不平等的口号下发起的,但也可以被右派用来攻击意识形态敌人,就好像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这两个议题,只是同一个基本自由的两个方面。 

如果我们想捍卫任何一种自由,就让我们把“有求必应屋”——以及其他无限权力的幻想——安全地留在小说领域吧,它在自由社会的法律中没有一席之地。

来源:思想库报告/SIFL    Discourse Magazine/Robert Tracins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