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浪潮和国家竞争:盘点中美两国的科技“家底”

PigSay 2024-07-05 阅读:79

2023年《华盛顿邮报》观察到一个现象:美国高校计算机专业的毕业典礼耗时越来越长,但人文艺术类学科的却越来越短。

美国没有张雪峰,但高中毕业生们正在疯狂涌向计算机专业,同时文科的吸引力在不断下降。根据美国官方的数据,从2017年到2022年,美国读计算机的学生人数增长了34%,但同期历史专业下降了12%,媒体和新闻专业下降了20%,英语专业(类似我们的中文系)学生人数则下降了23%。一些著名的文科大学,也开始大力发展计算机专业。

典型如马里兰大学,2010年该校的人文艺术类学科跟计算机的学生人数比例是4:1,但到了2023年这一比例变成了0.6:1,前者下降,后者猛增。出现反转的原因很简单: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毕业四年后薪资中位数超过11.6万美元,而历史系的中位数只有5.3万美元,英语系中位数只有4.77万美元——在高额学费的压力下,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一个典型的美国程序员形象,readwrite.com

就业,是产业的映射。CS专业在美国的火爆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的信息产业,没有像制造业那样被大规模转移到海外。

这跟产业的属性有关。信息产业里偏硬件的芯片、PC和智能手机等,有较长的产业链,一部分制造环节能够被外包;但像软件、互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细分门类,链条极短,一群程序员就可以完成产品从0到1的所有环节,加上传输介质数字化,软件和互联网产品的复制成本为零,美国公司只需要宅在硅谷,就能占领全球大部分市场。

另外,一个产业在技术进步变慢后,勤奋的追赶者才有逼近的机会,比如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等技术在诞生几十年后,迭代逐渐变慢,磨个几十年效率也就提升个一两倍,这样就给后发国家的追赶提供了窗口机会。但计算机产业不一样,软硬件性能每隔2~3年就翻一倍,底层创新更是不断涌现——而美国主导了其中大部分创新。

这些创新包括:信息论、计算机架构、MOSFET(场效应晶体管)、集成电路、编译器、操作系统、以太网、图形界面、公钥密码、微处理器、数据库、TCP/IP、分组交换、CDMA、面向对象、3D图形、深度学习、UNIX、C/C++语言、RISC架构、软件工程、分布式计算……这些都是构建计算机科学大厦的基础,皆出自美国。

从“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ACM图灵奖名单中便可窥得一斑:截止2023年的76名获奖者中,美国国籍62名,欧洲9名,加拿大2名,以色列2名,中国1名(回清华任教的姚期智);而在培养图灵奖的高校中,斯坦福大学、MIT和UC Berkeley包揽了前三,前15名中更是有13所美国高校。

基于这些创新,信息革命从1950年代开始,先后掀起了10次产业级别的浪潮,分别是:

1. 晶体管/集成电路

2. 大型机

3. PC机

4. 企业软件

5. 数字通信

6. 互联网

7. 云计算/SaaS

8. 智能手机

9. 移动互联网

10. 人工智能

这些产业浪潮,几乎全部都源起于美国,也诞生了一大批底色是星条旗的商业巨头。目前全球7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金的公司,6家是美国的科技巨头,苹果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公司富可敌国,称之为新一代的东印度公司也不夸张,而它们无一例外都将核心的部门放在美国本土,把全球征来的“科技税”,源源不断地兑现成员工的高额薪酬。

所以可以这样说:信息产业是最没有“全球化”的产业之一,美国把核心的就业和产值都保住了。

美国之外的其他玩家呢?欧洲曾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里压制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跟美国“携手并进”,但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之际,老欧洲的首要任务是在废墟里重建,先恢复钢铁、汽车、化工等传统工业的产能,它们一边拿着马歇尔计划的天量扶持资金,一边要对昔日的小跟班完全开放市场,在这一轮新的革命中,它们经历了怎样的野心和失落?

而新兴的日韩和中国,它们显然都是美国的新一轮“追赶国”。日本曾经野心勃勃,在芯片等领域等一度逼近美国,但最终遗憾多于成绩;韩国的目标更实际,只想成为美国链条的一部分,调动财阀突击后反而有不俗的成绩;而剩下的中国,无论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科技实力,都无法否认的是:这是一个比美国还热衷让孩子报计算机专业的国家。

所以当前世界科技版图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信息革命的10次浪潮中,美欧日韩中五大势力,是如何“此消彼长”的。

01

信息革命的10次产业浪潮,本质上是通过对底层创新的“排列组合”实现大规模商业化。这10次分别是:

第一次:晶体管/集成电路,始于1950年代。贝尔实验室在1947年发明了晶体管,另一家老牌美国公司德州仪器则在1958年发明了集成电路。两者早期几乎100%用在军事上,如民兵洲际导弹,美国军方的采购订单让晶体管价格大幅下降,一些民用场景如收音机等率先采用,仙童等公司诞生。在50~60年代,半导体几乎就是美国的“独角戏”。

晶体管诞生时,欧洲还是一片废墟,后来也没有费劲去追,相反日本在70年代一度威胁到美国,但最终落败,后来产业大分工,美国仍然拥有Intel高通英伟达AMD等核心资产,韩国和中国台湾则拿下了制造环节;而欧洲和日本虽然失落,但还是有一些“卡脖子”资产,如ASML和东京电子;中国大陆则布局了产业链所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在追。

第二次:大型机,即Mainframe Computer,兴起于1960年代,被广泛应用到消费统计、人口普查、国防科学和企业管理等领域。引领者是IBM,代表作是1964年发布的System/360。大型机是美苏科技竞赛的核心战场,苏联阵营对美国大型机进行了广泛的仿制。

60年代大型机使用场景,1964年

在辉煌了20多年之后,大型机逐渐式微,1984 年PC机的年销量(116 亿美元)首次超过大型机(114 亿美元),之后差距更是越来越大。不过大型机目前在银行、电信、航天等领域仍然有一些难以取代的场景,IBM的z系列大型机仍然在产,只不过占收入已不足3%。

第三次:PC机,始于1970年代。由于芯片的进步,苹果等公司在70年代引爆了PC机浪潮,后续由IBM的兼容机放大。也恰恰得益于兼容机模式,PC产业链形成了全球高度分工的格局,但核心部件仍然由美国主导(CPU/操作系统/GPU),Wintel联盟在全球一度占据垄断地位。

在PC机的整机品牌领域,中美瓜分了全球市场(联想惠普Dell苹果华硕);日本在面板和内存领域一度实力雄厚(夏普东芝尔必达),但逐步败退给了中国大陆和韩国(三星LG和SK);组装领域玩家主要是中国台湾厂商(广达仁宝英业达);欧洲在PC机硬件产业链上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

第四次:企业软件,始于1980年代。软件产业的底座是PC机产业,细分领域繁多,包括办公、数据库和工业软件等领域(操作系统归到PC机浪潮里)。美国在除操作系统外的细分领域,如办公(微软Adobe)、数据库(Oracle/微软/IBM)、工业软件(Autodesk/Cadence/新思)等都占据强势地位。

与之相比,欧洲在工业软件(达索/西门子)和管理软件(SAP)等领域有较强竞争力;日韩软件以嵌入式为主,实力相对较弱;印度在外包领域强势,但自有的软件品牌较少。上述国家对美国软件业几乎完全开放,而中国虽然也大量使用美国产品,但在几乎所有垂直领域都有对标的国产厂商。

SAP是德国的国宝级企业

第五次:数字通信。传统通信产业发轫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电话和电报,属于模拟信号通信。在信息革命中,晶体管和光纤等技术的出现让通信技术产生了质变,推动了光通信和无线蜂窝网络的出现。早期的引领者仍然是美国,其中包括摩托罗拉、AT&T、康宁以及思科等公司。

2G时代,欧洲凭借GSM的成功,培育出了爱立信和诺基亚等一批公司;90年代华为中兴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国际竞争,并在3G到5G的演进中跟欧洲“合谋”瓜分了全球市场,而中欧之外的摩托罗拉、北电、朗讯等公司纷纷破产、出售或退出市场。数字通信是10次产业创新中美国唯一丢掉强势地位的产业,特斯拉的星链能否扳回一城,尚未可知。

第六次:互联网,始于1990年代。互联网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969年的ARPANET,但诞生的真正基础是PC机的普及,以及数字通信技术的成熟,比如分组交换和TCP/IP协议。行业的引领者仍然是美国,尤其是1993年克林顿政府发布的“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让产业骤然加速。

在除中国外的全球大部分地方,硅谷几乎垄断了从门户、搜索、社交、电商、流媒体等几乎所有领域,尤其是欧洲和日韩,美国互联网巨头如入无人之境,本土的互联网商业公司几乎被屠戮殆尽,进而严重限制了本国计算机工程师的规模,给后面几波产业浪潮的掉队埋下了伏笔。

第七次:云计算/SaaS,始于2000年代。2003年亚马逊首先推出AWS,然后2006年“云计算”在Google开发者大会上被第一次被正式提出。云计算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基建,由于toB属性,既不性感也容易被忽视,但其实它的市场规模高达5500亿美金,跟智能手机差不多,是PC机市场规模的2.5倍。

亚马逊巨大的数据中心,弗吉尼亚州

而这一市场的格局更极端,玩家最后只剩中美。全球云计算前4名分别是亚马逊AWS、微软Azure、Google GCE和阿里云,国内华为和腾讯份额也比较大,海外虽受限但也在快速增长。SaaS巨头更是主要集中在北美,百亿美金巨头比比皆是,中国SaaS公司收入规模相比美国同行来说差距悬殊。

第八次:智能手机,始于2007年的“iPhone时刻”,大概花了10年时间就把功能手机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顺带消灭了欧洲的手机产业。目前终端品牌是美国和韩国各占一家(苹果三星),中国军团如小米、OV、荣耀、传音等包圆剩下的份额,一度登顶全球的华为则正在上演一场绝地复活。

智能手机产业链也遵循全球分工,美国在核心的操作系统(安卓/iOS)和高端SoC芯片(高通/苹果Silicon)上保持领先,能发起挑战的是被逼到墙角的华为(鸿蒙和海思),其他核心零配件中日韩欧均有分布,制造和供应链目前主要在中国,但向越南、印度转移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

第九次:移动互联网,始于2010年代。引领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美国自然拥有先发优势。除了传统互联网巨头把产品延伸到移动端之外,还涌现了一批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如Uber、WhatsApp、Snapchat等。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美国的各类App都霸占了排行榜前列的大部分位置,其唯一的挑战者是中国。

第十次:人工智能,始于2010年代,引导者仍然是美国。2012年AlexNet夺冠,深度神经网络被复活;2016年AlphaGo爆火,同年OpenAI在硅谷成立;2017年谷歌提出了Transformer架构,2018年GPT-1诞生,2022年11月ChatGPT问世……这一系列进展背后的推动力量,基本都是美国公司。

在ChatGPT问世之后,全球各国大概只花了3个月就形成了一个共识:通用人工智能(AGI)将带来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的确尚不能保证100%正确),那么可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诞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树之上,两次革命之间是“延续性”的。

这种“延续性”,跟工业革命3.0和2.0之间的“断裂性”完全不同——硅基科技树,几乎完全独立于电力-内燃机科技树。因此,一个隐藏事实是:在工业革命3.0版本中积累大量资产的国家,将在4.0版本获得一种先天的优势。

主导了全部的10次产业创新的美国,显然拥有最大优势。对其他国家来说,对10次浪潮的参与程度,决定了它们家底的丰厚程度。

02

信息革命的10次浪潮,像远古的冰川一样,深刻改变了地表的风貌:它孕育新的巨头,摧毁老的霸主,从而改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

在科技浪潮的国家竞争里,各国军团的主力部队一定是商业公司,尤其是代表某个领域最高水平的「国宝级」公司,比如韩国的三星、加拿大的北电、芬兰的诺基亚,英国的ARM、日本的索尼东芝NEC、法国的阿尔卡特、美国的Big 7……但即使强大如它们,在潮水的变化面前也无比脆弱。

最典型的案例当属诺基亚。诺基亚是数字通信领域芬兰乃至欧洲最核心的资产,既做终端手机,也做基站设备,曾经是华为仰望的高山。在智能手机出现前的10年里(1998年-2007年),诺基亚是芬兰当之无愧的国宝,巅峰时占到全球手机40%,贡献了芬兰GDP增长的1/4、全国研发支出的1/3,出口的1/5,以及全国14%的企业所得税。

随后,功能手机输给欧洲的美国,祭出了智能手机这一产业创新,诺基亚跟进失败,很快就败给了苹果三星,最终手机业务的尸体打包卖给微软,芬兰至少丧失了12000个高薪岗位。而诞生于智能手机浪潮中的几个芬兰公司如Rivio(《愤怒的小鸟》)和Supercell只能回补10%的高端就业体量,芬兰自此作为一个国家退出了全球科技舞台。

诺基亚CEO埃洛普和微软CEO鲍尔默合影,联姻最终失败

不光是诺基亚、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阿尔卡特也统统关闭了手机业务,而上述品牌曾经跟诺基亚一起垄断了全球功能手机市场的80%。上个月底笔者去法国调研,在电信运营商Orange的门店里只看四个品牌:苹果、三星、荣耀和小米——欧洲已经丧失了所有本土的手机品牌。

缺乏本土巨头的支持,欧洲电子供应链也迎来了灭顶之灾,比如手机上最值钱的三款芯片——处理器、内存和基带,欧洲全部沦陷:做内存的奇梦达于2009年破产;做基带的英飞凌产品搭在第一代iPhone上,但最终被高通击败,业务卖身Intel;做手机处理器的ST-NXP无线干脆一款产品都没卖出去……多亏英国还有ARM,欧洲才保有些许颜面。

从占全球80%的份额,到产业链几乎全部清空,只用了大概不到10年的时间——这就是产业创新引发「换道打击」的恐怖之处。

日本也遭受过同样的打击。日本的芯片行业在70~80年代如日中天,直逼美国,其拳头产品是存储器。目前常见的解释,是美国通过芯片贸易制裁打击了日本芯片产业,但其实,美国并没有在存储器的正面硬刚中战胜日本(做到这一点的是韩国),美国让日本芯片产业陷入衰退的方式,是通过在80年代初的PC机浪潮,触发了「换道打击」。

PC机器浪潮由美国一众公司发起,尤其是IBM在1981年推出了兼容PC机,让微处理器(CPU)成为个人电脑的核心,本来被日本厂商打到快自闭的Intel,近水楼台把自家的x86架构跟PC机绑定,并沿着摩尔定律狂奔,等于换了一个赛道,日本厂商没能及时跟进,加上韩国人疯狂进攻存储器(受到了美国的扶持),日本芯片产业最终覆灭。

电动车同样是一场「换道打击」。在本轮电动车革命之前,曾经辉煌的美国汽车产业已经输给了日本和德国几十年了,直到马斯克横空出世,把汽车重构为「机械制造+消费电子+芯片+软件」,而欧洲在后面这三个上全都是短板——即做不了动力电池,也不生产座舱芯片,能写代码的工程师更是远少于中美,马上就陷入了被动局面。

相比之下,日本是消费电子产业链上的大国,松下更是给特斯拉提供了关键的18650电池,马斯克在2014年曾谄媚地表示“Model S的心脏就在日本”,但当特斯拉在中国扩大产能的时候,松下没能及时跟进,把领先地位让给了宁德和LG,而整个日本汽车工业也被丰田给带偏,在氢能、混动和纯电三者反复摇摆,错过了转型的黄金窗口。

创新的「换道打击」令人窒息,但「直道超越」也会让失败国家丧失掉整个产业。

例如加拿大的国宝级企业北方电讯(Nortel),血缘可以追溯到发明电话的亚历山大贝尔。我在几年前的文章《北电之死》中写过:北电在3G时代赌错了技术路线,押注美国力挺的CDMA2000和WiMAX,对欧洲主导的WCDMA投资过少,最终沦为3G时代看客,于2009年宣布破产,加上Blackberry手机的大败局,加拿大失去了一整个通信行业。

工人正在抹去建筑物上的Nortel标识,2009年

美国通信行业情况也类似。摩托罗拉曾引领了第一代模拟无线通信技术,“大哥大”风靡全球,但在接下来的2G时代,欧洲以罕见的速度团结起来,推出了GSM标准,占据全球90%份额,爱立信等欧洲巨头大赚,而摩托罗拉和朗讯(前身为贝尔实验室)等美国公司则逐渐落于下风,而随着华为等中国公司的崛起,美国在4G和5G时代逐渐落后。

当然,按照在芯片、汽车等领域的经验,美国显然会试图用「换道打击」来扳回一城,事实上,得到美国政府、军队和风投资金大力支持的星链,就被承载了某种翻盘的希望。

除了通信行业,美国基本上“胜多败少”,其大部分科技产品都横扫全球:苹果的手机、微软的系统、亚马逊的云、Intel的处理器、英伟达的显卡、Google的搜索、Meta的社交媒体、无数软件和SaaS……马克思在1866年曾经评价美国“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但在今天,欧洲甚至世界大部分地区,又何尝不是美国单向征科技税的殖民地呢?

美国的创新能力,对构建科技帝国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直道领先」,用创新来建立先发优势,对手一步落后就很容易步步落后;二是「换道打击」,一旦领先受到挑战,就重新定义战场,瓦解对手优势再次领先。所以对追赶国来说,既要宵衣旰食奋起直追,也要警惕任何一个重大变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难度显然是地狱级的。

所以有着致命缺陷的苏联,本就没有赢的可能;而同样奉行资本主义的欧洲和日韩,也很难跟上这一轮又一轮的创新,大量国宝级公司被定向爆破,最后只龟缩到少数几个领域;印度和加拿大只有少量能打的资产,而广袤的南美、非洲、俄罗斯和中东则几乎没有存在感。目前唯一能对美国全方位紧跟死咬、而且没有被换道甩开的,只有中国。

这种判断,光靠直觉或者感性显然不够的,我们需要详细盘点中美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里攒下的的家底。

03

中国启动对美国的市场化追赶,已经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了。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计算机和半导体事业的先驱如华罗庚、夏培肃、王守武等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功保障了“两弹一星”等项目。但在市场化方面,当时的中国距离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1977年,王守武当着邓小平的面直言不讳:“全国600多家半导体工厂,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

此时的世界,已经掀起了第一波计算机民用化浪潮:在王守武发言的1977年,苹果推出了Apple II,成为第一个出圈的大众电脑品牌;日本存储器行业此时如日中天,富士通、NEC和东芝横扫美国;Intel即将推出划时代的8086芯片,这是x86架构称霸世界的起点;IBM此时已是蓝色巨人,年收入188亿美金,是中国全国出口金额的2倍。

差距非常如此之大,追赶尤为艰难,尤其是集成电路和PC机两个浪潮。

芯片难以追赶,是因为行业已经进入了摩尔定律的快车道,技术迭代一日千里,要想追赶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80年代的中国民穷国不富,想都不敢想;而至于PC机浪潮,CPU和操作系统被美国独霸,全世界其他强国也抢不来一杯羹,其他部件也被瓜分完毕,内地的企业只能靠组装和「汉卡」这一本地配件,赚来宝贵的第一桶金。

基于PC的企业软件浪潮,国内企业努力参与,但过程却高开低走。1990年前后,金山、用友、东软等公司相继成立,WPS全民火爆,全行业雄心万丈。但进入Win95时代后,海外软件越来越好用,并且通过盗版在国内大肆“普及”,用户对软件定价长期停在5块钱一张光盘。这让国内公司离微软、Adobe等巨头差距非但没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金山老照片:求伯君、雷军和柳传志

到了1999年,昔日的雄心已跌入谷底,一大批国内软件公司破产,金山开发WPS的一度只剩下4个人(微软office团队超过2000),求伯君卖了别墅凑了200万差点儿重新创业,最后靠网游才活了过来。在2000年前后,大量企业家和程序员逃离传统软件,投身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直到今天,中国面向B端的软件(包括SaaS)仍然相对羸弱。

中国第一个能算得上“抓住”的浪潮,是兴起于80年代的数字通信。

摩托罗拉在1986年引领的第一代无线通信,是基于模拟技术,随着芯片的成熟,通信行业开启了“模拟转数字”的大潮,而华为中兴等公司抓住机会,先做固话(比如程控电话交换机),再做无线,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在2G到4G的技术演进中坚持不懈投入研发,最终战胜了一众西方巨头,拿下了这个行业的话语权。

第二次跟进的浪潮,是互联网。中国互联网创业潮比硅谷晚了4~5年,在2000年科网泡沫前后,一批未来巨头如腾讯、阿里和百度成立,建立了独立于美国之外的社交、电商和搜索产业,让中国成为全球除了美国之外唯一保有「全门类」互联网产业的国家。目前全球互联网公司前100强中,美国占71个,中国占15个,剩下国家占14个。

第三次跟进的浪潮,是智能手机。在功能机时代,中国公司主要做中低端手机,华强北的繁荣是这一时代的映射。在苹果引领了智能手机的「换道」之后,国内公司跟进十分迅速(也离不开苹果对国内产业链的扶持),跟美韩两国一起从欧洲手上夺走了手机产业的产值和话语权,目前华米OV荣耀传音等厂商占全球份额超过50%。

第四次跟进的浪潮,是移动互联网。由于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积攒了可观的技术和人才,本身又是智能手机大国,因此顺利抓住这次浪潮。目前全球活跃度最高的20个App应用中,除Telegram外其余的19家都是来自属中美,不仅微信、抖音、手淘和拼多多等牢牢占据本土市场,而TikTok、Temu等也证明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在全球的竞争力。

TikTok支持者集会,华盛顿,2023年

第五次跟进的浪潮,是云计算,率先破局的中国公司是阿里。由于电商对IT资源消耗巨大,阿里硬着头皮在多年亏损的情况下对云计算巨额投入,最终获得突破,王坚甚至成为罕见的由民营企业培养出来的院士。华为、腾讯等先后跟进,它们联手攻下了国内云计算市场,不过由于IT基础设施的属性,它们在海外的阻力显然比小米OV等大得多。

第六次跟进的浪潮,是人工智能。2012年AlexNet引领深度神经网络的复兴之后,美国科技巨头开始押注人工智能,最先跟进的公司是百度,随后AI四小龙相继成立,国有和民间VC疯狂涌入AI领域,在ChatGPT问世的前一年,中国AI论文数量已经是美国的2倍。尽管最终的桂冠由OpenAI摘得,但要论AI人才梯队的规模和质量,中国仅次于美国。

在连续紧跟和抓住六波浪潮之后,中国的政府和商业巨头开始掉过头来,反哺早期错过的浪潮。

集成电路自然是首要的。在2018年之前,中国信任甚至依赖全球的芯片供应链,进口芯片金额在2015年达到了2000亿美金,超过了原油。而“自主可控”虽然一直在努力,但大都“在商言商”,东西做得不好没人买单,比如海思的订单基本都给台积电而非中芯。2018年改变了一切,毫无休止、逐步加码的制裁把对这场追赶变成了必选项。

由于产业链所有的角落——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零部件都可能遭遇(或正在遭遇)禁运,这让中国公司都产生了强烈的“黑暗森林”式恐惧感,因此只能在所有环节都试图实现国内供给。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承担了资本投入最重的制造环节,民间资本则主要在材料、设备和设计等环节发挥作用。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政策+市场化」的框架尽管有瑕疵,但基本上做到了奖优罚劣——凡是高质量完成“国产替代”的公司,不仅能够自我造血,通过市场化拿到丰厚回报,收入和利润高涨,而且一度通过资本市场出现了“造富效应”,这是中国区别于当年苏联模式的核心不同。

除了集成电路行业之外,对企业软件和PC机领域的“补课”也在进行。前者大都由企业来牵头,尤其是前几波浪潮赚到丰厚利润的阿里、腾讯、字节等公司,结合SaaS换道的浪潮,开始回过头来反哺toB的软件生态。至于PC机生态,由于难度极高,目前还是以政府支持为主。

回顾这些「紧追」和「补课」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脉络:中国先在数字通信,后在互联网上抓住了机会,诞生了第一批科技巨头,随后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浪潮中迎来了爆发,商业公司如雨后春笋,也给之后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提供了充沛的资金支持。最后,在政府和企业的协同下,对芯片、PC和软件三个产业进行补课。

通过6次「紧追」和3次「补课」,中国攒下了仅次于美国的信息产业家底——这些家底,是第四次全球科技竞速战里最高贵的资产。

04

华为前高管刘平,曾在一篇文章中透漏了90年代华为的工资:

刘平加入华为前,在上海交大当了8年的老师,工资是400块钱一个月。1993年2月底他加入华为,在李一男的手下参与C&C08万门机的研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000元/月,3月份工资就涨到了2600元/月,此后更是每个月都涨,到年底,工资已经变成了6000元/月,是在交大时的15倍。

华为是中国最早能把研发变现成利润的公司,加上老板敢于慷慨分钱,华为的薪资一直遥遥领先于同类公司。在90年代,类似刘平这样离开清贫的高校和研究所,拖着简陋的行囊,手里攥着边防证,远赴深圳加入华为,工资连年翻倍加零,最终实现了车房自由的的工程师,可谓数不胜数。

这是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科技军团的主力,从骑着自行车上班无私奉献的教授高工,变成了一批一批年薪几十甚至上百万的工程师。

国家要想追赶甚至引领科技浪潮,只靠规划司里的官员来着急是没用的。中国每一次对浪潮的成功追赶,核心是给予了参与者公平的市场化激励:既有实现美好生活的物质激励,也有家国情怀的精神激励。在众多独立个体面前,后者是重要的,但前者的效率明显是更高的。

激励硅谷一代代创业潮的,是盖茨、扎克伯格和马斯克等人财富传奇,而不是肯尼迪总统的金句;推动人类突破2nm工艺的,是台积电38%的净利润率,而不是工研院“十万青年十万肝”的号召;同样,中国多次追赶浪潮的动力,根源来自每个参与个体在市场经济下取得合理回报的信心。

只要让社会资源公平地流向最有战斗力的群体,用科学的制度释放他们的创造力,中国人就会不断创造奇迹。

来源:饭统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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